现代慈善事业的诞生，是为了促进社区的永久利益、满足并解决社区的发展需求。然而，经济不平等、社会安全、气候环境等交叉的全球性危机，要求慈善事业超越社区，直面系统性挑战。新的捐赠基金模式，如捐赠者人建议基金，也要求慈善事业时刻反思自身是否和“多数人的利益”站在一起。本文作者指出了当前慈善行业面对的新挑战、新问题、不适之处和慈善悖论的难题，并鼓励我们持有信心与恒心去面对当下问题，找准时机转变，迎接变革时刻。
插图：斯图尔特·麦克雷斯（Stuart McReath）
公益慈善的初心源自苏格兰裔美国工业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在1889年的文章《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中提出的一个问题:
“在文明赖以建立的法律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之后，管理财富的适当方式是什么？”
卡内基发现，财富过剩和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没有更好的替代经济体系的情况下，他提倡一种再分配模式，作为“目前财富不平等分配问题的真正解药”。虽然当时存在争议，但卡内基认为“使用巨额财富只有一种正确模式，即拥有者们在他们的一生中应持续管理这些财富，以促进他们所在的社区的永久利益。”在这个思想下，现代慈善事业诞生了。
虽然自卡内基时代以来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他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与以往一样重要。基金会组织模式的核心，甚至是社区基金会的核心，是将少数人的财富聚集在一个公共慈善基金会的可靠、稳定的手中，这将最有利于社区的利益。这种聚合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平台规模，慈善家们可以通过这个规模提供宝贵的影响力和资源，长期解决社区的需求。
但是，在众多融合和交叉趋势中，一场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慈善事业的世界。人们感受到了一些人开始称之为全球多重危机（polycrisis）的压力，其中包括（1）经济不平等，（2）经济不安全，（3）大规模移民，（4）气候危机，以及（5）对我们现行制度和规范的威胁。多重危机的每个方面都是由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造成的，这些制度在现代社会中是紧张的，不适合我们的社区。基金会在解决社区需求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当下要求我们探索如何利用自有资本，以超越拨款和促进自身资本增长的方式，应对这些系统性挑战。在加拿大，最近的一些例子正在强调这一点，从支持创建基于群体身份的慈善机构大规模转移资本（特别是原住民复原力基金（Indigenous Peoples Resilience Fund）和黑人社区基金会（Foundations for Black Communities），到加拿大领先的私人基金会之一艾维基金会（Ivey Foundation）宣布关闭并支付其全部捐赠，以支持加拿大向净零（译者注：即平衡温室气体清除和温室气体排放，使整体净排放为零）经济转型。
▍服务大众
随着经济不平等和不安全的加剧，公共基金会继续聚集和积累财富，引发了一些对于我们在经济体系中所扮演角色的怀疑和关注。一些人会问：“当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过度紧张的系统的裂缝中时，大型慈善基金会如何能够继续积累创纪录的捐赠？”正如卡内基所主张的那样，当“少数人的剩余财富在最好的意义上成为大多数人的财产”时，“共同利益”才能得到最好的服务。慈善事业的任务是面对基金会自身的关系，以及基金会如何被影响和管理。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上可能有资本，但我们在配置这些资本时应该有多大代理权？每个慈善机构都必须审视自己，真正了解我们是否在为“许多人”服务。作为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的中间人，我们在经济体系的资源转移中扮演着必要角色。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不断评估的角色，也是我们决策的中心。
例如，随着捐赠人建议基金（Donor-advised funds，DAF）的激增，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在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社区基金会筹集了创纪录数额的赠款，以维持和加强许多社区组织的能力，确保必要服务的持续进行，并确保我们最脆弱的群体得到照顾。这涉及到资金的快速分配，其申请和报告准则的繁琐程度大大降低，并附有多年的承诺。这一行动是社区基金会及其领导层的流动性和适应性的一个显著例子。然而，我们不能低估大流行病的普遍性，以及它如何促进了对当下紧急优先事项的共同理解，包括对采取行动必要性的共同理解。在没有大流行病的情况下，管理数以百计或千计的捐赠人建议基金的固有挑战可能会造成障碍，阻碍资源向紧急优先事项的转移。
社区基金会经常迫使并推动捐赠者朝着符合社区最高需求的方向发展。然而，随着捐赠者的规模和关系的不断扩大，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捐赠人建议基金提出了有关结构和关系的思考，这使得以卡内基所设想的方式来优化“公益”的理念成为挑战。捐赠人是善意的和利他的。同时，他们有影响力，有实力，而且往往有自己的野心，可能并不总是与社区的优先事项相一致。使捐赠者的意图与社区的最高需求相一致的能力和专业知识是社区慈善事业中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挑战与各种因素相关，最大的障碍是时间，因为它涉及到捐赠人和工作人员之间如何建立信任。考虑到多重危机的严重性和规模及其对社区的不利影响，时间异常紧迫，重新构建慈善事业以确保其满足当下的紧迫性势在必行。由于基金协议是影响力和权力的基石，那些定位并影响社区知识和生活经验，同时保持捐赠人信心和信任的协议，将使资助系统更加优化。
▍不适之处
多重危机的影响也在董事会和执行团队中，在捐助者、网络、成员和各类活动中显现。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中：我们的机构在当前的体系中茁壮成长，而现在我们被要求改变这个保持我们自身的可持续性、影响力和权力的系统。特别是，我们投资资本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我们用于捐赠的价值观不一致。在加拿大有许多新的投资和咨询公司协助慈善企业调整使命。然而，采用使命导向投资（mission-aligned investing）的方式一直进展缓慢。
采用使命导向投资的模式一直受到商业模式的阻碍，这种商业模式本身助长了其内在相互矛盾的思维。我们将视为成长资本的捐赠与视为影响力或目的资本的捐赠分开，且认为它们是互相排斥的。如果我们追求积极的投资回报，而对其社会或环境影响视而不见，那么我们的商业模式会对社区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使命调整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社区要求我们扩展现有的思维模式，并通过调整资本让自身走得更远。这不是因循守旧的时候了。
大胆且雄心勃勃的目标，如增加赠款以应对当前的紧迫性，并根据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基金协议转移资本，使我们能够通过强大的、长期的、跨部门的合作来解决根本问题。除了捐赠，在未来几年里，通过调整使命激活更多的捐赠资产，将为资源匮乏的慈善和社会企业部门带来急需的资金，这些部门正在促进我们迫切需要的创造性解决方案。最后，针对上述目标及其方案的转变，我们重新思考治理方式和团队人员配置，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恒心和信心来应对当下的紧急时刻。
▍迎接变革时刻
安德鲁·丘尼拉利是加拿大社区基金会 (Community Foundations of Canada) 的首席执行官、全球慈善网络 WINGS的主席、加拿大慈善工作坊的主席，以及伦敦社区基金会的前财务副总裁。他是加拿大慈善部门公认的金融和监管专家，也是一名活跃的志愿者，服务于多个慈善部门的董事会。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23年2月21日
原标题：Meeting the Moment with Purpose
文章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